河北晋州恒升村镇银行涉嫌非法放贷26亿元调查

　　原标题：河北晋州恒升村镇银行涉嫌非法放贷26亿元调查 

　　据嫌疑人供述，恒升银行旗下的6家支行他们都去过，每次至少领取4-8人的贷款，少则几十万、多则一百余万，用编织袋装走。为了保证钱款安全，他们一般会让四个人、开两辆车同时到银行取钱，前一辆车载有大量现金，后一辆车殿后押钞。

　　河北省晋州市鼓城村村民张炼军，去世后竟然从银行“贷了款”。

　　张的妻子找出他的《火化证》，上面记录的火化时间为2018年5月2日。她说丈夫生前从没说过有贷款，“去世后，我一直攥着他的身份证没借给任何人，怎么就背了贷款了？”

　　张炼军贷款的银行，叫晋州恒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恒升银行”），下辖共6家支行。“天眼查”显示，2014年3月，恒升银行由浙江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瓯海银行”）等法人、自然人发起设立，注册资本5000万元，瓯海银行占股40%。

　　死人“贷款”之事东窗事发，源于2018年6月至8月瓯海银行对恒升银行的合规检查。检查出具的《事实认定书》载明，张炼军、周志斌系死后被贷款。瓯海银行认为此事涉嫌骗贷，并向公安机关报案。

　　一名涉案人员辩护律师出具的晋州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显示，此案涉及恒升银行高管及中层管理人员34人、银行外部团伙14人，其中15人因为贷款已收回未予追究刑责。截至2019年3月15日，除4人在逃外，29人被依法刑拘。9月10日，晋州市检察院对本案中的28名被告人提起公诉。

　　张炼军的贷款只是冰山一角。晋州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显示，警方查明，2015年9月至2018年6月，恒升银行股东赵良“指使和言语胁迫银行人员，对银行外部提供贷款资料不进行任何审查、入户调查，编造贷款调查报告，制作贷款手续进行审批发放贷款”，涉嫌骗贷17114笔，共计26亿元。

　　截至发稿，恒升银行总部及6家支行均正常营业，但上述贷款涉及的四户联保业务已经停办。

　　死人“贷款”

　　晋州市前赵七子村村民李志民，也不知道自己从恒升银行贷了款。

　　他记得2018年7月的一天，村里的大喇叭广播让他去一趟村委会办公室，两名陌生人正在村支书的陪同下等他。“那两个人问我有没有从恒升银行贷款？我说没有，他们还让签字确认。”

　　李志民说，那是他第一次听说自己从恒升银行贷款的事，此前毫不知情。

　　陌生人来自瓯海银行。2018年6月至8月，该行作为大股东对恒升银行小樵支行等进行了合规检查，李志民的贷款是检查、审核对象之一。在恒升银行的记录中，李志民贷款20万元，属于“四户联保”型贷款。

　　四户联保是恒升银行于2015年推出的一种针对农户生产经营、消费需求的金融产品，以家庭为单位，四户互保，无需抵押。依据一名恒升银行员工于2014年5月22日记录的“学习《恒升银行授信管理办法》”笔记，20万元以下的四户联保型贷款，无需银行风控委员会授信审批，审核的最高级别为实际放贷的支行行长、恒升银行主管信贷的副行长。

　　那次合规检查后，瓯海银行于2018年8月出具了一份《事实认定书》。新京报记者获得了这份《事实认定书》，2019年8月5日，恒升银行办公室主任刘浩看过后表示“应该是真的”。

　　《事实认定书》写道，检查组对抽查的51户联保贷款上门走访、实地调查，发现49户借款人否认贷款、2户借款人贷款前早已死亡，“确认均为冒名贷款”；每户贷款金额均在16万元-20万元之间，51户共计985万元。

　　此外，检查人员调阅贷款人档案、借款借据、借款合同等资料后发现，上述贷款均存在借款人签名笔迹雷同的问题，有伪造借款人笔迹的嫌疑。

　　发现问题后，瓯海银行于2018年8月23日向晋州市公安局报案，称恒升银行遭遇骗贷。

　　文章开头处提到的张炼军，便是两名早已过世的借款人之一。《事实认定书》显示，张炼军贷款19万元，村民确认已去世，且去世时间在贷款前。另一已过世的借款人为晋州市杨家庄村村民周志斌，贷款19万元，亲属及村民确认几年前已去世。2019年8月5日，周志斌的母亲告诉新京报记者，儿子是在2016年1月18日去世的，生前从未听过在恒升银行有贷款。

　　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，上述51户借款人分布在晋州多个村庄，均为农户。2019年8月15日，前赵七子村村支书李福全告诉新京报记者，村里像李志民一样被贷款的至少有十来户，去年均配合银行、公安机关说明了情况。

　　真假混杂的借款人身份证明

　　晋州市公安局侦办此案的过程中，一个叫赵良的人逐渐浮出水面。“天眼查”显示，赵良为恒升银行董事、自然人股东，持股比例5%。

　　赵良曾向公安机关交代，非法放贷发生前的2015年8月，恒升银行的四户联保业务已出现大量不良贷款，雇人催缴后还款效果依然不佳。为此，他找到主管信贷的副行长余俊，表示贷款好放难收，与其贷给外人，还不如贷给自己投资，“余俊觉得我说得挺有道理，同意了我的想法”。

　　恒升银行一名涉案支行行长家属告诉新京报记者，依据其妻子学习《农户联保贷款管理办法》的笔记，四户联保业务的借款人必须提供身份证、户口簿、结婚证等身份证明。

　　为了拿到这些证明，赵良安排其表兄金波寻找借款人，还交代金波，要给每户借款人五六百元的好处费。贷款下来后，钱归赵良使用，赵良也会负责偿还本金和利息。

　　金波原为晋州市昌源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，该合作社由赵良于2010年创办，赵良为实际控制人。为了寻找借款人，金波在合作社内成立了一支十余人的业务团队，做着与合作社无关的工作。2016年后，这支团队离开合作社，在晋州市时代商城附近租了一个两层的办公室，继续帮赵良跑贷款。

　　修中卫是这支贷款团队的成员之一，见证了寻找借款人的全过程。他向警方供述，2015年8月，他在金波及团伙另一成员方化的安排下，带着复印机到晋州市农村为百余名贷款客户复印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结婚证等。“这些人都是方化安排好的。方化让我照着贷款客户姓名签字，每个贷款户名字需在三四张纸上签字，其中有一份是客户与银行的借款合同。”

　　复印、处理好各种资料后，修中卫会把它们送到银行，为借款人办理贷款手续。修中卫称，手续送给谁是方化联系好的，接收人一句话都不问就把资料收下了。

　　据修中卫供述，刚开始跑贷款时，有一小部分客户资料是真实的，真假资料掺杂使用。后来他们转换思路，借款人资料全部为虚假的身份证、户口本复印件。

　　另一团伙成员王桂旺也见证了伪造身份证件的过程。

　　他向警方供述，在租住的办公场所，他见过一箱一箱的身份证复印件，上面全都签过字、按过手印。他询问这么多身份证复印件都是哪来的，方化说是买来的。

　　放贷审核全面失守

　　正常情况下，虚假的借款人证明不可能通过贷款审核。

　　依据原银监会于2010年2月发布的《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，银行受理贷款申请后，应调查核实借款人申请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，调查应以实地调查为主、间接调查为辅，并应采取有效措施确定借款人真实身份。

　　据河北省某银行监事长介绍，类似贷款的审查一般分为贷前、贷中、贷后三个环节。放贷前，客户经理要入户调查，核实借款人资料并撰写贷款调查报告；放贷时，要经过支行行长、总行授信部、总行主管信贷副行长三级审批；放贷后，银行客户经理还要电话和实地回访，审查贷款的真实用途。

　　此外，新京报记者获得的《恒升银行农户联保贷款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借款人贷款审查实行面谈制，要入户调查，要见到借款人本人。

　　但在实际操作中，恒升银行并未遵循相关规范。在赵良、余俊等人的授意下，贷款审核的各个环节全面失守。

　　“天眼查”显示，恒升银行共有10个法人、自然人股东，除瓯海银行外，其余9个股东的持股比例总和为60%。赵良曾向警方供述，自己是这9个股东股份的实际控制人，其他法人、自然人股东，均为代其持股，“（所以）我在银行说话是有一定分量的。”

　　“（在恒升银行）赵良常公开说10个股东9个他说了算，都是他出资入股。”2019年8月7日，杨庆州告诉新京报记者。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，杨庆州曾担任恒升银行行长。他说赵良让谁走，谁就得走，“我当年就是被他辞掉的。”

　　据恒升银行一名涉案客户经理的辩护律师王国绪介绍，他的当事人知道这是非法放贷，但慑于赵良在银行的话语权，所以做事时“睁只眼闭只眼”，只管在假资料上签字。“赵良常对客户经理训话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走人。”王国绪说。

　　据赵良供述，由于其基本不参与银行日常业务管理，真正负责协调银行内部及6家支行审批贷款的是主管信贷的副行长余俊；哪天哪个支行有放款额度，余俊会直接通知赵良表兄金波；金波安排手下将资料送到这家支行后，从客户经理、支行行长到总行授信部经理、再到余俊，谁都没有履行正常的贷款审查程序，只管批准签字。

　　晋州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显示，余俊目前为在逃状态。

　　晋州本地人任占良，曾于2015年至2018年担任恒升银行马于支行保安。马于支行的营业厅大约60平米，客户经理的工位在营业厅北侧，开放式办公。任占良上班时，可以看到客户经理的工作状态。

　　2019年8月5日，任占良告诉新京报记者，他亲眼见过客户经理致电借款人核实贷款情况，“就翻着借款人资料上的电话挨个打，核对下对方的名字就把电话挂了。”

　　对于这个细节，贷款团伙成员王桂旺对警方的供述中也有提及。他说资料上留的借款人电话都是他们团伙内部的，由另一成员方化接听，应付银行核查。而方化接听电话后，经常应答一声“是”就挂掉，有时连续、频繁地接听电话后还会发牢骚，“明知是假贷款，还打什么电话核查？”

　　拿着编织袋到柜台取钱

　　贷款审批一旦通过，金波的手下修中卫、杨军等人便会到相应的支行取款。

　　上述河北某银行监事长介绍，银行放款必须由借款人本人支取，柜台职员还要核查借款人身份证与审批手续是否一致。

　　据修中卫交代，2016年春节前，恒升银行确实要求借款人本人到柜台取款并核查身份，因此，他会让借款人取款后再交给自己。

　　但2016年春节后，恒升银行的取款手续简化了，杨军可以直接安排手下到银行找客户经理拿审批手续、开户存折，再到柜台取钱，只要输入开户存折的初始密码就行。修中卫说，自那以后，他从未在取款过程中见过借款人，取钱的都是团伙成员。

　　在任占良的印象里，每周5个工作日，他至少能在马于支行大厅见到两次大额取款人。这些人总是那几张熟悉的面孔，他们从客户经理处拿到借款借据后交给柜台职员，不出示任何证件。柜台职员什么都不问，就把成捆的百元现钞递到取款人手中。

　　瓯海银行于2018年8月出具的针对恒升银行小樵支行的《事实认定书》显示，检查组调阅监控后发现，非借款人本人将贷款资料批量交给客户经理，拿到放贷资料后又交给柜台办理放款，自始至终未出示身份证件，“银行柜员明知客户不是借款人本人仍放款”。

　　据修中卫供述，截至案发，恒升银行旗下的小樵、马于、总十庄等6家支行他们都去过，每次至少领取4-8人的贷款，少则几十万、多则一百余万，用编织袋装走。为了保证钱款安全，杨军会让四个人、开两辆车同时到银行取钱，前一辆车载有大量现金，后一辆车殿后押钞。

　　由于持续利用虚假的借款人资料贷款，后期的许多贷款被用来偿还旧贷。

　　据王桂旺供述，团伙成员经常是上午从一家支行取出新贷款，下午就拿着取出的现金和一堆存折到另一家支行还旧贷。到银行后，他们直接把钱和还款人名单交给柜台，柜员每操作完成一笔还款，他们就依照还款单上名字签字确认。

　　据上述河北某银行监事长分析，团伙成员之所以没有通过银行内部转账的方式“以新还旧”，而是选择了如此繁复的操作，可能是担心银行业监管机构、央行的网络监管系统监测到相关情况后自动预警。如此一来，恒升银行的违规操作就会被发现。

　　涉嫌非法放贷17114笔、26亿元

　　晋州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显示，2015年9月至2018年6月，赵良等人多次利用虚假借款人资料从恒升银行贷款，仅银行内便有34名高管及中层管理人员参与，前后时长3年。

　　“天眼查”显示，在此期间，瓯海银行派出的恒升银行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为周良英、黄朝辉，前者的任职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至2017年6月22日，后者继任至今。

　　2019年8月4日、11月12日，新京报记者通过电话、短信等多次向周良英核实非法放贷及其是否知情。截至发稿时，周未予回应。

　　2019年11月13日，黄朝辉在恒升银行办公室告诉新京报记者，“我现在的处境很为难，没有瓯海银行的授权啥也不能说。”

　　据恒升银行工作人员透露，案发前，大股东瓯海银行每个季度都会派人到恒升银行进行合规检查。而在恒升银行内部，骗贷早已不是秘密。

　　11月15日，新京报记者致电瓯海银行客服热线，希望了解案发前该行是否发现了恒升银行非法放贷。1001号客服人员表示，将报告领导后再作答复，但截至发稿未予反馈。

　　在恒升银行多名涉案人员家属看来，瓯海银行之所以会在2018年6月至8月的检查中发现问题，或许与该行更换领导有关。“天眼查”显示，2018年6月28日，瓯海银行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由潘志坚变更为黄定表。但截至发稿时，新京报记者未发现其他证据佐证家属们的说法。

　　2019年11月12日，新京报记者又为此致电发现问题的检查组负责人李士青。李士青表示，因为涉及金融安全问题，细节不便公布。

　　2018年8月，瓯海银行就恒升银行涉嫌骗贷一事报案后，晋州市公安局迅速立案侦查。经查明，截至案发，恒升银行共涉嫌非法放贷17114笔，本金合计26亿元。其中已偿还10902笔，本金14亿余元；未偿还6212笔，本金11亿余元。

　　2019年8月5日，新京报记者实地探访了恒升银行总部及6家支行，发现各行均正常营业，但四户联保业务早已停办。

　　现任恒升银行行长为凌晓芒，是2018年8月案发后从瓯海银行下属二级支行调任过来的。2019年8月5日，凌晓芒在电话中对新京报记者表示，之所以发生大规模非法放贷事件，是因为个别人破坏了规章制度，造成放贷环节层层失守。“至于银行制度是否存在漏洞和缺陷，一切以警方侦查结果为准。”凌晓芒说。

　　部分资金或被用来购置房产

　　据赵良交代，违法发放的数亿元贷款被杨军存进了两张银行卡，一张卡的开户名为杨军，另一张卡为赵勇，两张卡的实际使用人均为赵良。

　　晋州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显示，经查明，赵良等人骗取的贷款中，19亿余元用于还本付息和投资经营，7亿元被赵良非法占有。其中，赵良购置房产花费1.8亿元，另有5.2亿元无法查实去向。

　　在投资经营方面，赵良自称十几年前开始涉足房地产生意，并于2006年注册成立了河北嘉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嘉益房产”），不过最初的几个项目都赔了。

　　2010年，他又用嘉益房产投资开发了“河北省体育局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”。项目图纸显示，该项目位于石家庄体育大街与中山路交叉口西侧黄金地段，占地28亩，截至2018年已陆续投入拆迁补偿费用、搬迁安置费用8亿元。

　　2019年9月5日，新京报记者从河北省体育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处证实，该项目确与嘉益房产有关。9月29日，新京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，该项目区居民已全部搬迁，棚户房楼体已被喷上了红色的“拆”字，一楼空房门窗有的已被拆卸下来。

　　在购置房产方面，赵良自称2016年在石家庄东胜广场A座7层买下了整层写字楼，共2600平米，花费3000万元；事后装修及购买办公家具等，又花费800万元。

　　2019年10月10日，新京报记者前往东胜广场现场看到，7层的两扇玻璃大门被晋州市公安局贴上了封条。

　　赵良还称，曾于2017年购买了石家庄中储广场写字楼6层整层，花费4500万元；2017年6月，购买河北和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待开发酒店项目，花费2.7亿元。

　　此外，赵良还向警方交代，曾用骗贷钱款3100万元在石家庄市瑞府小区买下两套三层独栋别墅，登记在其子赵某源名下。2019年10月10日，瑞府小区物业向新京报记者证实，两套独栋别墅的持有者确实为赵某源。

　　据了解，晋州市检察院已于2019年9月10日对案件涉及的28名被告人提起公诉，其中并不包括赵良。律师王国绪称，作为本案的最大受益者，赵良将被另案起诉。

　　（文中赵良、余俊、金波、修中卫、方化、王桂旺、杨军为化名）

责任编辑：李昂